婚姻当然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

作者:周可真  时间:2010-01-05  热度:

看了马丽丹《看<蜗居>的一点感想——智慧女孩不会轻易相信已婚男人的爱情》的文章,王铮发表了《评马丽丹的《看蜗居感想》》的评论,我也有点感想要说,以就教于马、王二先生。
 
爱是人类的一种情感。当然,也许动物世界也有爱,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动物对自己生下的后代的那种呵护决不亚于人类世界的同类行为,由此可以推想,至少在高等动物那里,其亲子之间可能也存在着一种可被人类称之为“爱”的情感,只是人类难以知道这种存在于动物世界的“爱”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罢了。所以,爱不必是唯有人类才有的一种情感。
 
对于人类来说,爱究竟是怎样一种情感呢?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有云:“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六欲:生、死、耳、目、口、鼻。”“爱”是属于“情”,而“爱”之“情”与“欲”之“情”有区别。其区别何在?《吕氏春秋•贵生》曰:“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者。”[按:(汉)高诱注:“六欲,生、死、耳、目、口、鼻也。”]“欲”是与“生”(生命,性命)直接相关的,如欲“全生”(保全性命),必使六欲皆得其宜(遂其欲但又不纵欲)。是则“爱”和“喜”、“怒”、“哀”、“惧”、“恶”一样,是与“生”没有直接关联的情感,即这些情感是否皆得其宜并不直接关系到能否“全生”。
 
上述所引《吕氏春秋•贵生》的话是子华子(春秋时晋国人,与孔子同时代)所言,其“全生”的主张与道家老、庄一致,老子讲“长生久视”,庄子也讲“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只是庄子更主张“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庄子·德充符》),老、庄是以“法自然”或“因自然”为“全生”之法的,与子华子“营卫之行,无失厥常,六腑化谷,津液布扬,故能长久而不敝”(《子华子》)的观点有一定的区别,后者有“益生”之意,是之谓“贵生”。
 
但是,子华子与老、庄的“全生”主张受到先秦百家中其他一些学派的非议和责难。例如,《管子·立政》曰:“然则礼义廉耻不立,人居无以自守也。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在强调“礼义廉耻”这一点上,管子与儒家孔、孟是一致的,管子谓“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是因其看到了“全生”与“自守廉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故强调为人当以“自守廉耻”为本,这与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全生”问题上,子华子及道家老、庄与管子及儒家孔、孟之间的思想差异反映出“爱”与“欲”是两种不同意义的“情”:“欲”是与“生”(或“身”)直接相关的自然生命之情,“爱”是与“义”(或“仁”)直接相关的道德生命之情。
 
就男女之情而言,应该把男女之“欲”与男女之“爱”区分开来,明确它们各自的性质与界限:男女之“欲”属于自然生命之情,以“全生”或“不害生”为界限;男女之“爱”属于道德生命之情,以“全义”或“不害仁”为界限。
 
在现实生活中,关于男女之情,人们在认识上向来存在着一个误区,即常常把男女之“欲”与男女之“爱”混为一谈,把人的自然情感与道德情感混为一谈,由此用同一个标准来划定它们的界限——或以“全生”或“不害生”作为其界限,或以“全义”或“不害仁”作为其界限,如此一来,常常导致要么为成全男女之“爱”而废男女之“欲”,要么为成全男女之“欲”而废男女之“爱”,使男女之“欲”与男女之“爱”不能兼得而两全。
 
首先应当明确,人生在世,其于男女之“欲”的追求和对男女之“爱”的追求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追求:男女之“欲”出于自然之“生”,追求男女之“欲”属于自然之“求生”;男女之“爱”出于道德之“义”,追求男女之“爱”属于道德之“取义”。
 
其次应当明确,凡自然的都是必然的,凡道德的都是应然的。故出于自然之“生”的男女之“欲”是一种必然性,这种人的必然之情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性爱”;出于道德之“义”的男女之“爱”则是一种应然性,这种人的应然之情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情爱”。对“性爱”的追求是一种必然追求,一种无论当事人是否自觉意识到都会发生而并不取决于其自我选择的必然之事;对“情爱”的追求是一种应然追求,一种仅当当事人自觉意识到才会发生而取决于其自我选择的应然之事。
 
再次应当明确,凡必然之事都是自然科学要研究的事,凡应然之事都是文化科学要研究的事。故由人追求“性爱”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是属于自然科学问题;由人追求“情爱”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是属于文化科学问题。自然科学对有关“性爱”的社会问题的研究,是属于“全生学”(卫生学)范畴;文化科学对有关“情爱”的社会问题的研究,是属于“全义学”(伦理学)范畴。
 
迄今为止卫生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对“性爱”的追求应当遵循卫生学规律,违背其规律的“性爱”行为会导致“性病”的发生,从而使人类不能“全生”。子华子“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者”之说完全适用于“性爱”之“情”,它要求人类“性爱得宜”,是符合卫生学原理的。当今世界范围的“扫黄”本质上是出于“全生”要求的卫生行为,而不是出于“全义”要求的伦理行为。这个“黄”不是国人通常所理解的属于“伤风败俗”的缺德行为,而是属于为自然科学所忌讳的违背卫生规律的失理行为。
 
但是,我不太清楚迄今为止伦理学有关“情爱”问题的研究究竟获得了哪些结论,不过无论其结论如何,它们都属于价值判断范畴,对人类来说仅具有可以选择的参考意义。我在这里想要表达的观点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是属于应然性,因而对具有自由意志的道德主体来说,他们是可以凭其自由意志而作自我决定的,即对具体的人来说,他或她既可以选择追求“情爱”,也可以选择不追求“情爱”,这是他或她的自由。正是基于这个观点,我不认为“婚姻应当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伦理观点是合理的,因为这种观点无视人的自由意志和由此派生出来的人人都有作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的自由权利,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抹杀了人的自由本性。如果肯定和承认自由是人的本性,从而肯定和承认人有作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的自由权利,也就不能不承认人是可以选择不追求“情爱”的,既然如此,就不能认为“婚姻应当建立在爱情基础上”,因为这种“应当”对那些选择不追求“情爱”的人来说是根本不成其为“应当”的,因而是属于强加于他们而外在于他们的“应当”,这样的“应当”在实践上必然构成对这些人的自由意志的侵犯。
 
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事实都表明,婚姻与“情爱”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有些人的婚姻建立在爱情基础上,有些人的婚姻则缺乏甚或完全没有爱情基础。这种生活事实恰好表明了人们在“情爱”面前是有自由的,是其自由本性的必然体现,反映了他们对“情爱”的不同选择,并且正是这种不同选择才造成了其婚姻的多样性。
 
但是,人们的婚姻是否建立在爱情基础上,这并不取决于婚姻主体双方是否都相互表达了对对方的“情爱”,而是取决于婚姻主体双方是否都真有愿意使其婚姻建立在爱情基础上,这才是关键问题。这种意愿不只是可以表达于其语言,更可以体现于行动,有此愿意者都可以通过对方的言与行感受到对方是否确有使自己的婚姻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愿意。凡有此愿意者都应该通过“谈恋爱”来了解对方,直到确信对方和自己一样都有此愿意且彼此确实互有对对方的“情爱”为止。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追求“婚姻应当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人,并没有这样一种“谈恋爱”的方式和过程,他们或者只是确信自己对对方真有“情爱”,或者只是确信对方对自己真有“情爱”,就认为彼此的结合可以达到自己的婚姻理想了,而实际上仅有自己对对方的“真爱”或对方对自己的“真爱”,是并不足以使双方的婚姻真正达到立基于爱情的,这种情况下所形成的婚姻不过是建立在一种“单相思”的“真爱”基础上罢了。许多人自认为自己婚姻失败,其实并非是因其婚姻没有“情爱”,而是只有单向的“我爱”或“被爱”,却没有双向的“互爱”。在现实生活中,建立在“互爱”基础上的婚姻恐怕是极少的。但是,只有建立在“互爱”基础上的婚姻,才能达到所谓“婚姻应当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应当”的要求。这样的“应当”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是空洞而不能落到实处的想当然。
 
婚姻与“情爱”之间本来就没有必然联系,所以,所谓“婚姻应当建立在爱情基础上”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都是无从谈起的。就其普遍性来说,现实的婚姻并非立基于由道德之“义”派生出来的男女之“爱”,而是立基于由自然之“生”派生出来的男女之“欲”,而且其“欲”的内容不仅是“性爱”,更包括“钱爱”、“权爱”、“势爱”之类,因为人之“生”在现实性上是既具有自然性又具有社会性的,所有这些名为“爱”而实为“欲”的情感都是由自然和社会所规定的“人生”的必然之情,否定这种必然之情,就是否定现实的“人生”。“婚姻应当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观,其实是脱离现实生活的幻想婚姻观,这种幻想婚姻观对人们具有消极的误导作用,它诱使人们不切实际地去追求充满爱情幻想的婚姻,由此导致人们要么因其幻想的破灭而陷入“婚姻虚无主义”,要么因以幻想的婚姻标准来考量自己的婚姻而陷入“婚姻失败主义”,这两种“主义”都是属于婚姻生活中的悲观主义,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是有害无益的。因此,我反对提倡“婚姻应当建立在爱情基础上”,主张“婚姻当然不是建立在男女之‘爱’基础上”或“婚姻当然是建立在男女之‘欲’基础上”,因为男女之“欲”具有必然性,基于必然性的婚姻才具有普遍的现实性和恒久的稳定性。
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4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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